在低俗与危机中寻求突围——2009年社会文化现象评弹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系网站
本网原创
欣岩
2010-1-1 10:28:51
2009年，从社会文化现象的角度打量，称得上是中国的“手术年”。年初即已拉开序幕的整治广播电视节目低俗化行动，到互联网的涉黄治理，及至年尾时还在轰轰烈烈进行当中的手机黄色网站整顿活动；政治文化的手术，从过去的单纯反腐倡廉，2009年被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注入了崭新元素，这就是“打黑”。“打黑”看似和整顿吏治无涉，随着“打黑”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过神来：棋高一着的薄氏分明早就预见到了“打黑”就是更深刻意义上的反腐败，政治文明的净化，是涤荡政治污垢的必要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打造焕然一新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洁净反过来将规范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文化的低俗与危机并存，制约着文明古国在当代与现代文明结合，顺利实现社会转型。问题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正视现实，诊断问题，寻求突围，为社会文化进行必要的“手术”，是时代必然的选择。
“低俗演义”
2009年12月10日，张艺谋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在全国公映。电影卖座率好不好，先看导演是何人。有国际大牌导演美称的张艺谋，他的言行和作品都具有新闻性。被鼓噪多时的《三枪》，和观众见面这一枪能否打得响，在某种意义上衡量着中国电影2009年度的整体水平和行业声誉。人们期待奇迹出现。《三枪》创造的奇迹确实如约而至，只不过这一次的奇迹叫“失望”。一方面是官方媒体的叫好，另一方面是舆论的拍砖，指责这部片子情节离奇，让人腻味。网上舆论惊人地一律：张艺谋堕落了，把低俗的东北二人转搬进了电影里，疗治了赵本山的自卑病（二人转一直难以进入主流文化领域），将“小品”变成了“大品”，代价是砸了张艺谋的招牌。有评论者反思《三枪》称：“是我们播下了跳蚤”，让张艺谋“从优秀走向平庸，又从平庸走向恶俗”。
张艺谋所走过的历程，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诚如有人所说，从《英雄》开始，张导的社会良知消失了；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他的艺术功力衰退了；新出炉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作为艺术家的荣誉已经所剩无几。大牌的导演也变得低俗起来，又如何教那些听命于导演指挥的明星们高雅得起来？在作家洪晃女士看来，张艺谋早已从一个深度的文化导演蜕变成利益商人，殊不知“只知道赚钱，而失去真诚，那就是一个人品的问题。”评论家刘松萝一语道破天机：“今天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就是我们播种跳蚤后的收获”。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已然具备了悲剧的色彩；播下跳蚤，出现喜剧结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枪》的“走火”，源于张艺谋与赵本山的“握手”。东北二人转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赵本山的成名不是靠二人转，他的徒弟小沈阳的走红，则是靠师傅台前幕后当推手，一下子“举红”的。被明星“举红”的明星，多半是靠偏才出场。男人靠女人腔的嗲来吸引眼球，是小沈阳蹿红的秘密武器。以丑为美想出名不难，怎奈这种“美”比不上臭豆腐，外臭内香，而是外假香内低俗。无论是小沈阳的《不差钱》还是他出演的《三枪》，在他火爆的背后，是一种畸形的审美在作祟。《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文章分析说，“小沈阳现象”折射出的是大众文化的某种饥渴。至于这种“饥渴”究竟为何物？一般认为是在两性话题的背景下，对自虐、自嘲、自吹、虐人的迷恋。
影视艺术的低俗，即便是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也沾染了些许情色文化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争议颇大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了。不错，《蜗居》展示的环境可谓典型，塑造的人物也可谓典型，语言也颇具亮点，许多观众没法不从剧情中产生共鸣。既然如此，主管部门缘何要叫停它，莫非纯然是它过于真实的缘故吗？即便这样的猜测站得住脚，一部受到观众爱看的电视剧要停播，总得有其自身的瑕疵。《蜗居》的厄运，与其说是外部造成的，不如说是低俗的台词害了自己。这部电视剧被网民誉为“史上台词最淫荡剧”，有些台词“色到雷人”：如“吃棒棒糖”、“我想×你”、“鞭长莫及”、“光光的味道”等等。超出了电影电视艺术的伦理底线，加上大量的床戏、赤裸裸的勾引与被勾引的情节，使《蜗居》本身遭遇了另一场“蜗居”的悲情命运。
荧屏上的低俗，刺激着人的感官。这样的低俗通过电波不断刺入每个电视观众的骨髓，最终颠覆传统的伦理道德。并非所有的人都看电视，尤其是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剧。消遣的方式多样化，消遣的对象必然愈发丰富。低俗好比苍蝇，哪里热闹，它就喜欢去那里扎堆。网络游戏到底有多少玩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这个数字绝对近乎天文数字，应该不为夸张。网络游戏早已成为一个利润可观的庞大产业，服务商从这里分得多少利益，要看游戏内容的新意和留住玩家时间的长与短。2009年，“偷菜”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热门词语，“全民网上偷菜”的说法已经在民间流传。对于城里仁来说，不知道“偷菜”为何物，可能要被人笑话的。
定位为“办公室传播”的开心网的乐趣之一，就是每天瞅准机会从网友那里“偷菜”。这款游戏很快成为2009年中国互联网上的一道靓丽风景，不少玩家对“偷菜”甚至痴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2009年11月26日凌晨4点，山东济青高速公路诸城高速公路交警大队民警驾车巡逻至辖区路段济南方向88公里处时，发现应急车道内停着一辆轿车。驾驶座上坐着一年轻男子正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此人头也不抬地在电脑屏幕前忙着什么。民警文化，他不耐烦地说道：“等会儿，还有两个就偷完了。”原来该男子正在玩当前较为流行的“偷菜”游戏，他行至此处时想到几个网友的菜熟了，忙将车停在路边“偷菜”。
在网络空间里模仿农民（菜农）种菜，这原本是个非常不错的创意。种菜游戏软件的设计者走向了一个极端，为了吸引网民参与到该游戏中来，将人性中恶的一面给放大了。游戏无戏言，戏言非游戏。那些痴迷种菜、偷菜游戏的玩家们只看到了该游戏的刺激，而没有想到对自己思想深处的诸多不良影响。一个全民以偷菜为乐趣的民族，前景是何等的危险，只有未来知道！
不久前，文化部要求网站将“偷菜”游戏改称“摘菜”。“偷菜”游戏更名，以“偷”为荣的游戏依然盛行，如此掩耳盗铃的把戏，只能是自欺欺人。玩家会因为一个字而放弃自己攒了几个月的“现金”和“身份”吗？ 真正的管理不能做文字游戏，而应痛下决心。
低俗之风在尘世弥漫，毕竟还能有找到点借口。与尘世绝缘的宗教场所，该不会受到太多的诱惑吧？去过寺庙的人对庙宇赚取香火钱的套路该有所了解。放眼国内，寺庙涉足商界集大成者，非少林寺莫属。
千年名刹少林寺，历来有“新闻制造大户”之“传统”。少林寺因其商业化成为是非之地，争议的焦点只有一个字：“钱”！2009年，被指“扩张如麦当劳”的少林分院继续在增加。有评论指出，将少林寺办成快餐店似的连锁店，是过度的商业开发，最终会淘空自己的底蕴，流失本质。舆论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颇有微词，指责其“乘飞机到处跑”、“开大奔”，生活十足“奢靡”。舆论的不满道了11月份，达到了极点。少林寺官方网站连续遭到黑客攻击。黑客贴出“释永信大和尚悔过书”，并配以释永信的一张坐照，假借其名义对少林商业化表示愧疚和悔过。12月，媒体传出“少林寺拟上市”的消息，少林寺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人们对佛家圣地的担忧也就越是没法消除。如果连寺庙都无法脱俗，尘世又如何摆脱低俗的纷扰？
危机浅露
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褪尽，经济复苏的曙光据说已经显露，各国元首绷紧了多日的神经，至此终于可以稍稍放松。在全球化越来越广泛的今天，早已没有了单一性的危机，一个领域的危机，迟早会像感冒一样，殃及到别的领域。金融业的危机，很快波及到整个经济领域。同样，金融危机也为社会文化危机的浅露做好了铺垫。
2009年12月，头顶当代“文化大师”桂冠的余秋雨受南京中山园林管理处邀请，为钟山风景区梅花谷撰写碑文。余先生表示，“这个碑文是自己起草、自己书写，压力很大，是认真想了很久才写的。”事与愿违，《碑文》甫一面世便招致骂声一片。有的说，即使是民国的私塾先生，也写不出此等酸腐的碑文；有的说，哪怕请个中学教师执笔，也不至于如此狗屁不通、谀辞满篇。有位中学语文老师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发帖子逐句批改碑文，并从文法、立意、主题和内容四个方面判定余秋雨的原文基本不合格。尽管余先生的秘书强调这类争议太无聊，先生本人对碑文很满意，怎奈孤掌难鸣，秋雨先生只好独自“很受伤害”了。
碑文的墨迹未干，碑石距离海枯石烂还遥遥无期，碑文作者的名声先臭掉了，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的悲哀？“大师”有真假，自古已然。今天的“大师”满天飞，飞得最成功的当属余秋雨先生。不过，真正的大师，首先要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然后才有资格谈得上让后世评说。就这个最低标准看，地方政府授予的“文化大师”称号，似乎和余先生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真正的大师级人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9年7月11日，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和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同天辞世。文化学术界两颗巨星同日陨落，实乃国之丧事。官方组织的悼念活动尚未开始，网上的缅怀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季羡林和任继愈去世，为什么社会反响大？究其原因，与学者对待虚名的态度有关。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被誉为“国宝”，而季老多次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作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的任继愈，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反观之下，一些学者把名誉当作宝贝，一是来者不拒，二是爱不释手。媒体册封的廉价“爵位”，某些人不仅连谦让的勇气也没有，遇到公众的质疑，反而极尽狡辩之能事。缺乏对名誉的诚惶诚恐的态度，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必然被放大，越是有点名气越贪图更多的名气，把名誉当作收藏品，而忘记了自己的实际重量究竟有几斤几两。
名誉系身外之物，最容易虚胖。对于本质上虚无的名誉，最好还是学会诚惶诚恐。在这方面，前辈文人、艺术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同在2009年去世的舒芜、梁羽生、欧阳山尊、史丰收、丁聪、王世襄等老先生们，淡泊名利是他们成就一番事业的关键所在。
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的发源地。12月中旬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各国首脑就如何保护地球进行磋商，其中不乏讨价还价的声音。民众关注这个大会，不是关注污染物的减排问题，而是检讨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气候大会举行期间，英国科学家列出“五大危害环境的日常罪行”，喝咖啡、使用厕纸、赶潮流和浪费食物甚至连洗衣服都赫然在其中。这些习惯最终都让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说到生活方式，不能不提及在这个年份里让人紧张不安的甲流感。甲流感未必可怕，甲流感折射出的公民道德，可能更让我们感到忧心。
2009年5月，席卷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登陆中国，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公民道德的大讨论。我国首例甲型流感患者包某归国途中向机场方面隐瞒了自己的疫情；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留学加拿大的吕某，回国途经北京四出游玩，发热后未及时向防疫部门汇报，直到登上回济南的列车才告知身体不适，被网民称为“吕传传”。与之类似的还有“李染染”、“何逛逛”等人。明知自己可能感染甲流感，若无其事地在社会上游荡。如此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多以年轻人居多，这样的次生文化成了现象，说明了什么？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文化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生活方式惹出的麻烦。一些名人的道德问题，在2009年继续受到关注。侯耀华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了。面对央视的访谈及众多媒体对其代言大量假药的报道，早已深陷“遗产门”漩涡的侯耀华不仅没有向公众表示歉意，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问题。侯耀华在2009年的诸多表演，没有发现其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和起码的社会良知。
如果说侯耀华现象仅仅是个案的话，那么，道德文化潜伏的危机在2009年迸发早已超出了个体的范畴。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因演员的国籍问题，促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演员成名后要移民，移了民又赖在国内赚钱，这又该如何解释？莫非，这些“爱国”艺人生活在新白求恩时代？
生活方面的危机，与“霸”字结缘的也不在少数。
汽车时代的道德问题，自从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后，便开始日益凸现。2009年，因为富家子弟飙车而葬身车轮的冤魂，陡然增多。影响最恶劣的，首推杭州的胡斌飙车案。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20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车在杭州闹市区飞驰，将行走在斑马线上的25岁谭卓撞飞5米高、20多米远！事发后，胡斌朋友在现场勾肩搭背、嘻嘻哈哈的形象，引起网民和市民的集体愤怒。
我国民间早就流传“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富裕多久是各自家里的私事，为富不仁贻害的是社会。当然，像胡斌这样的“车霸”虽不是个案，总量上毕竟有限。另类的“软霸”现象却五花八门。每一次这类事件的发生，都给社会文化危机浅露做了注脚。
危哉危言的霸气，越来越司空见惯，以至于“雷人”的话语，比全年打雷的次数还多！
低价售房要受处罚：2008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随后，遭到人肉搜索的周久耕，成了“天价烟局长”、“天价表局长”、“天价车局长”。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2009年3月初，福建省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2009年3月上旬，河北省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发布了招商口号：“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
99%访民精神病学说：2009年4月，“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2009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城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接受记者采访前反问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2009年6月下旬，济南天桥区文化部门主管领导调戏女教师遭拒，对前来采访此事的记者扬言：“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没时间跟你闲扯：2009年8月下旬，湖北省应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收到一封群众来信，该市创建办随后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
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2009年10月27日，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质问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在大草原上拉屎算不算污染：2009年11月17日，江西省东乡县环保局一艾姓工作人员问记者：“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
网络时代，专横的话语犹如一把干柴，很容易燃烧，酿成危机事件。虽然周久耕、孙东东们为各自的雷人话语付出了代价。蛮横霸道的语言背后，暴露出官员道德文化的危机。比这更可怕的是行业性的标准。
网瘾标准：2009年8月，“每周上网40个小时就是网瘾”受到舆论的质疑。有趣的是，在不到5年时间里，我国出现过至少4个这样的标准，而关于网瘾的界定目前国际上也并没有统一标准。
汉字整形：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草拟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44个汉字字形要微调，招致网民的强烈抗议。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社会文化危机何尝不是一种悲剧？问题在于，鲁迅对悲剧的定义是否夸张和过时？2009年，数起血淋淋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验证了鲁迅这个定义的精辟。
2009年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民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血的惨案，将社会文化危机推向了巅峰。可怕的是，唐福珍并不“孤独”。6月22日，农民工张海超投诉无门，为证明自己患了职业性尘肺病，悲怆地在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7月24日，因股权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通钢老总陈国军被工人打死……
唐福珍以生命换取了拆迁条例的修订；张海超以开胸触动了卫生部门的某些良知；陈国军的死震惊了抛开工人擅自买卖、组合企业的活动。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非要到悲剧酿成，才能震动某些人的神经？危机如果一定要靠流血为导火索，危机还叫危机吗？
寻求突围
由乱到治，是历史车轮前行的客观规律。社会文化从低俗演义到危机浅露，迫使时代做出明智的抉择。在这个语境下，寻求突围，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而突围本身，体现在多个领域实施的一系列的“手术”。
12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给山寨春晚颁发了《北京市演出许可通知》，美中不足的是已经被叫响的“山寨春晚”需要换成“民间春晚”。湖南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文化春晚和网络看好的“山寨（民间）春晚”，越来越多的挑战直指央视春晚。12月21日，媒体披露央视春晚导演考虑允许假唱，招致舆论的反对。
文化改革，央视无法回避。应该承认，在这方面，央视已经走在了前面。早在2009年8月3日，随着央视新闻频道的晚间节目悄然“变脸”，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基本已完成大换血。这是一次“从头到脚”的改革，早间的《朝闻天下》、午间的《新闻30分》，再到现在的《共同关注》和《东方时空》，央视新闻频道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停滚动更新资讯的纯粹新闻台。最为人关注的是，《新闻联播》头条有了重大突破，几乎每周的头条都能看到一两次基层群众的身影。
看似主动的改革，实则是不得不顺应民意的无奈之举。诚如学者展江教授所言，“央视为什么要改版？因为挨骂太多。包括高层领导的不满意，观众的抨击和同行的奚落，它不得不改。”《新闻联播》中有一两天领导新闻不见了；《朝闻天下》引入了评论员；《新闻30分》在事件选择上突出故事性和新闻性。不过，展江认为，轻松和包装不是央视新闻频道的出路，不管主持人是否漂亮、字是不是比以前大了，新闻频道都必须按照新闻规律来办事，因为新闻频道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
报纸和出版社的改革，同样开始动了真格。一方面，新闻出版总署要求高校出版社必须在2009年底全部转制为企业，同时，报刊转制的工作已经拉开序幕。11月12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揭牌，中国文化报社变身企业，成为我国首家整体转企改制的中央部委主管报社，为中央级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开了先河。“当需要面向市场时，就要求你把新闻写得好看，赢得更多读者。”中国文化报社执行总编辑杨胜生直言不讳地说，“想真正面向市场，办出一张比较好看的报纸，机关报、行业报必须要改变目前的尴尬状况”。
电影市场萎靡，有人抱怨是电视抢走了饭碗。中国不乏大牌电影导演，但真正能讲好一个故事的导演似乎还没有见到。倒是一些名气不大的导演，不经意间绽放出奇葩。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姜伟执导的《潜伏》独占鳌头，赢得观众的喝彩。《潜伏》绝非十全十美，它本身有一些硬伤，但这丝毫不影响舆论对该剧的好评如潮。《潜伏》的成功，与中国导演学会了讲故事，并且是讲述相当精彩的故事无法分开。《潜伏》过后，荧屏上出现了谍战片浪潮，这固然与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特殊氛围有关，但谁能抹杀姜伟导演的历史贡献呢？
在文化领域展开突围的同时，政治文化领域的突围更为声势浩大。2009年国庆前夕，全国为保证阅兵安全开展了一次打黑活动。打黑声势最为浩大的当属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了。从夏天开始，出动3万名警员，7000人在参与打黑；为打黑，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几十名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因为涉黑纷纷落马。到了年尾，细心的人忽然发现，重庆打黑分明是在反腐败，并且是更为彻底的反腐败。毋庸讳言，重庆“打黑”遭遇一些诟病，但在打黑的同时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反腐败，净化了重庆的天空，受益的是重庆民众，这样的“大手术”，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新曙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不管是狭义文化领域内的反对低俗化倾向，还是社会文化领域的摆脱危机，离开全民的参与，将无从谈起。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举行。齐鲁文化的魅力，在本届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至于不少人称赞这个开幕式堪比张艺谋执导的奥运会开幕式。全运会并非属于单纯的体育运动会，从某种意义上她也说一场大型的文化创造活动。为迎接全运会，济南市修建了文化墙，文化墙上既有形式多样的漫画作品，还将儒家文化的警句、格言搬到了墙上。
此外，在全运会期间，济南市完成“大明湖风景区扩园改造工程”并向市民开放，使这座自清末《老残游记》刊行就闻名遐迩的名湖、名园从以往的“园中湖”变身为“城中湖”，部分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市民休闲的场所。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国家兴盛的重要保证。文化的突围，最终需要落脚到全民学习这个主题上。报纸、广播和电视，包括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兴媒体的问世，都在和图书媒体抢读者。如何引导国民重新坐到书桌前，静下心来读一些书籍，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兴衰。一些大型的图书博览会，企图担负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2009年4月25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图书博览会，即是其中一个例子。本届博览会看上去颇为热闹；“承齐鲁文脉 汇华夏书香”的后号，中国出版发展论坛、新中国60年优秀图书展、电视文艺晚会、读者大会、新书推介及签名售书活动，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似乎都看到了，至于人均图书购买量和阅读量，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即或有，也只是一串抽象的数字而已，国家的文化实力，中国当代文化的含金量，以及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还有待历史来回答。
社会文化的低俗与危机并存，制约着文明古国在当代与现代文明结合，顺利实现社会转型。问题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正视现实，诊断问题，寻求突围，为社会文化进行必要的“手术”，是时代必然的选择。
“低俗演义”
2009年12月10日，张艺谋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在全国公映。电影卖座率好不好，先看导演是何人。有国际大牌导演美称的张艺谋，他的言行和作品都具有新闻性。被鼓噪多时的《三枪》，和观众见面这一枪能否打得响，在某种意义上衡量着中国电影2009年度的整体水平和行业声誉。人们期待奇迹出现。《三枪》创造的奇迹确实如约而至，只不过这一次的奇迹叫“失望”。一方面是官方媒体的叫好，另一方面是舆论的拍砖，指责这部片子情节离奇，让人腻味。网上舆论惊人地一律：张艺谋堕落了，把低俗的东北二人转搬进了电影里，疗治了赵本山的自卑病（二人转一直难以进入主流文化领域），将“小品”变成了“大品”，代价是砸了张艺谋的招牌。有评论者反思《三枪》称：“是我们播下了跳蚤”，让张艺谋“从优秀走向平庸，又从平庸走向恶俗”。
张艺谋所走过的历程，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诚如有人所说，从《英雄》开始，张导的社会良知消失了；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他的艺术功力衰退了；新出炉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作为艺术家的荣誉已经所剩无几。大牌的导演也变得低俗起来，又如何教那些听命于导演指挥的明星们高雅得起来？在作家洪晃女士看来，张艺谋早已从一个深度的文化导演蜕变成利益商人，殊不知“只知道赚钱，而失去真诚，那就是一个人品的问题。”评论家刘松萝一语道破天机：“今天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就是我们播种跳蚤后的收获”。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已然具备了悲剧的色彩；播下跳蚤，出现喜剧结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枪》的“走火”，源于张艺谋与赵本山的“握手”。东北二人转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赵本山的成名不是靠二人转，他的徒弟小沈阳的走红，则是靠师傅台前幕后当推手，一下子“举红”的。被明星“举红”的明星，多半是靠偏才出场。男人靠女人腔的嗲来吸引眼球，是小沈阳蹿红的秘密武器。以丑为美想出名不难，怎奈这种“美”比不上臭豆腐，外臭内香，而是外假香内低俗。无论是小沈阳的《不差钱》还是他出演的《三枪》，在他火爆的背后，是一种畸形的审美在作祟。《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文章分析说，“小沈阳现象”折射出的是大众文化的某种饥渴。至于这种“饥渴”究竟为何物？一般认为是在两性话题的背景下，对自虐、自嘲、自吹、虐人的迷恋。
影视艺术的低俗，即便是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也沾染了些许情色文化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争议颇大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了。不错，《蜗居》展示的环境可谓典型，塑造的人物也可谓典型，语言也颇具亮点，许多观众没法不从剧情中产生共鸣。既然如此，主管部门缘何要叫停它，莫非纯然是它过于真实的缘故吗？即便这样的猜测站得住脚，一部受到观众爱看的电视剧要停播，总得有其自身的瑕疵。《蜗居》的厄运，与其说是外部造成的，不如说是低俗的台词害了自己。这部电视剧被网民誉为“史上台词最淫荡剧”，有些台词“色到雷人”：如“吃棒棒糖”、“我想×你”、“鞭长莫及”、“光光的味道”等等。超出了电影电视艺术的伦理底线，加上大量的床戏、赤裸裸的勾引与被勾引的情节，使《蜗居》本身遭遇了另一场“蜗居”的悲情命运。
荧屏上的低俗，刺激着人的感官。这样的低俗通过电波不断刺入每个电视观众的骨髓，最终颠覆传统的伦理道德。并非所有的人都看电视，尤其是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剧。消遣的方式多样化，消遣的对象必然愈发丰富。低俗好比苍蝇，哪里热闹，它就喜欢去那里扎堆。网络游戏到底有多少玩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这个数字绝对近乎天文数字，应该不为夸张。网络游戏早已成为一个利润可观的庞大产业，服务商从这里分得多少利益，要看游戏内容的新意和留住玩家时间的长与短。2009年，“偷菜”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热门词语，“全民网上偷菜”的说法已经在民间流传。对于城里仁来说，不知道“偷菜”为何物，可能要被人笑话的。
定位为“办公室传播”的开心网的乐趣之一，就是每天瞅准机会从网友那里“偷菜”。这款游戏很快成为2009年中国互联网上的一道靓丽风景，不少玩家对“偷菜”甚至痴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2009年11月26日凌晨4点，山东济青高速公路诸城高速公路交警大队民警驾车巡逻至辖区路段济南方向88公里处时，发现应急车道内停着一辆轿车。驾驶座上坐着一年轻男子正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此人头也不抬地在电脑屏幕前忙着什么。民警文化，他不耐烦地说道：“等会儿，还有两个就偷完了。”原来该男子正在玩当前较为流行的“偷菜”游戏，他行至此处时想到几个网友的菜熟了，忙将车停在路边“偷菜”。
在网络空间里模仿农民（菜农）种菜，这原本是个非常不错的创意。种菜游戏软件的设计者走向了一个极端，为了吸引网民参与到该游戏中来，将人性中恶的一面给放大了。游戏无戏言，戏言非游戏。那些痴迷种菜、偷菜游戏的玩家们只看到了该游戏的刺激，而没有想到对自己思想深处的诸多不良影响。一个全民以偷菜为乐趣的民族，前景是何等的危险，只有未来知道！
不久前，文化部要求网站将“偷菜”游戏改称“摘菜”。“偷菜”游戏更名，以“偷”为荣的游戏依然盛行，如此掩耳盗铃的把戏，只能是自欺欺人。玩家会因为一个字而放弃自己攒了几个月的“现金”和“身份”吗？ 真正的管理不能做文字游戏，而应痛下决心。
低俗之风在尘世弥漫，毕竟还能有找到点借口。与尘世绝缘的宗教场所，该不会受到太多的诱惑吧？去过寺庙的人对庙宇赚取香火钱的套路该有所了解。放眼国内，寺庙涉足商界集大成者，非少林寺莫属。
千年名刹少林寺，历来有“新闻制造大户”之“传统”。少林寺因其商业化成为是非之地，争议的焦点只有一个字：“钱”！2009年，被指“扩张如麦当劳”的少林分院继续在增加。有评论指出，将少林寺办成快餐店似的连锁店，是过度的商业开发，最终会淘空自己的底蕴，流失本质。舆论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颇有微词，指责其“乘飞机到处跑”、“开大奔”，生活十足“奢靡”。舆论的不满道了11月份，达到了极点。少林寺官方网站连续遭到黑客攻击。黑客贴出“释永信大和尚悔过书”，并配以释永信的一张坐照，假借其名义对少林商业化表示愧疚和悔过。12月，媒体传出“少林寺拟上市”的消息，少林寺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人们对佛家圣地的担忧也就越是没法消除。如果连寺庙都无法脱俗，尘世又如何摆脱低俗的纷扰？
危机浅露
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褪尽，经济复苏的曙光据说已经显露，各国元首绷紧了多日的神经，至此终于可以稍稍放松。在全球化越来越广泛的今天，早已没有了单一性的危机，一个领域的危机，迟早会像感冒一样，殃及到别的领域。金融业的危机，很快波及到整个经济领域。同样，金融危机也为社会文化危机的浅露做好了铺垫。
2009年12月，头顶当代“文化大师”桂冠的余秋雨受南京中山园林管理处邀请，为钟山风景区梅花谷撰写碑文。余先生表示，“这个碑文是自己起草、自己书写，压力很大，是认真想了很久才写的。”事与愿违，《碑文》甫一面世便招致骂声一片。有的说，即使是民国的私塾先生，也写不出此等酸腐的碑文；有的说，哪怕请个中学教师执笔，也不至于如此狗屁不通、谀辞满篇。有位中学语文老师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发帖子逐句批改碑文，并从文法、立意、主题和内容四个方面判定余秋雨的原文基本不合格。尽管余先生的秘书强调这类争议太无聊，先生本人对碑文很满意，怎奈孤掌难鸣，秋雨先生只好独自“很受伤害”了。
碑文的墨迹未干，碑石距离海枯石烂还遥遥无期，碑文作者的名声先臭掉了，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的悲哀？“大师”有真假，自古已然。今天的“大师”满天飞，飞得最成功的当属余秋雨先生。不过，真正的大师，首先要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然后才有资格谈得上让后世评说。就这个最低标准看，地方政府授予的“文化大师”称号，似乎和余先生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真正的大师级人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9年7月11日，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和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同天辞世。文化学术界两颗巨星同日陨落，实乃国之丧事。官方组织的悼念活动尚未开始，网上的缅怀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季羡林和任继愈去世，为什么社会反响大？究其原因，与学者对待虚名的态度有关。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被誉为“国宝”，而季老多次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作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的任继愈，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反观之下，一些学者把名誉当作宝贝，一是来者不拒，二是爱不释手。媒体册封的廉价“爵位”，某些人不仅连谦让的勇气也没有，遇到公众的质疑，反而极尽狡辩之能事。缺乏对名誉的诚惶诚恐的态度，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必然被放大，越是有点名气越贪图更多的名气，把名誉当作收藏品，而忘记了自己的实际重量究竟有几斤几两。
名誉系身外之物，最容易虚胖。对于本质上虚无的名誉，最好还是学会诚惶诚恐。在这方面，前辈文人、艺术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同在2009年去世的舒芜、梁羽生、欧阳山尊、史丰收、丁聪、王世襄等老先生们，淡泊名利是他们成就一番事业的关键所在。
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的发源地。12月中旬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各国首脑就如何保护地球进行磋商，其中不乏讨价还价的声音。民众关注这个大会，不是关注污染物的减排问题，而是检讨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气候大会举行期间，英国科学家列出“五大危害环境的日常罪行”，喝咖啡、使用厕纸、赶潮流和浪费食物甚至连洗衣服都赫然在其中。这些习惯最终都让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说到生活方式，不能不提及在这个年份里让人紧张不安的甲流感。甲流感未必可怕，甲流感折射出的公民道德，可能更让我们感到忧心。
2009年5月，席卷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登陆中国，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公民道德的大讨论。我国首例甲型流感患者包某归国途中向机场方面隐瞒了自己的疫情；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留学加拿大的吕某，回国途经北京四出游玩，发热后未及时向防疫部门汇报，直到登上回济南的列车才告知身体不适，被网民称为“吕传传”。与之类似的还有“李染染”、“何逛逛”等人。明知自己可能感染甲流感，若无其事地在社会上游荡。如此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多以年轻人居多，这样的次生文化成了现象，说明了什么？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文化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生活方式惹出的麻烦。一些名人的道德问题，在2009年继续受到关注。侯耀华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了。面对央视的访谈及众多媒体对其代言大量假药的报道，早已深陷“遗产门”漩涡的侯耀华不仅没有向公众表示歉意，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问题。侯耀华在2009年的诸多表演，没有发现其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和起码的社会良知。
如果说侯耀华现象仅仅是个案的话，那么，道德文化潜伏的危机在2009年迸发早已超出了个体的范畴。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因演员的国籍问题，促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演员成名后要移民，移了民又赖在国内赚钱，这又该如何解释？莫非，这些“爱国”艺人生活在新白求恩时代？
生活方面的危机，与“霸”字结缘的也不在少数。
汽车时代的道德问题，自从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后，便开始日益凸现。2009年，因为富家子弟飙车而葬身车轮的冤魂，陡然增多。影响最恶劣的，首推杭州的胡斌飙车案。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20岁的胡斌驾驶红色三菱车在杭州闹市区飞驰，将行走在斑马线上的25岁谭卓撞飞5米高、20多米远！事发后，胡斌朋友在现场勾肩搭背、嘻嘻哈哈的形象，引起网民和市民的集体愤怒。
我国民间早就流传“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富裕多久是各自家里的私事，为富不仁贻害的是社会。当然，像胡斌这样的“车霸”虽不是个案，总量上毕竟有限。另类的“软霸”现象却五花八门。每一次这类事件的发生，都给社会文化危机浅露做了注脚。
危哉危言的霸气，越来越司空见惯，以至于“雷人”的话语，比全年打雷的次数还多！
低价售房要受处罚：2008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随后，遭到人肉搜索的周久耕，成了“天价烟局长”、“天价表局长”、“天价车局长”。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2009年3月初，福建省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2009年3月上旬，河北省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发布了招商口号：“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
99%访民精神病学说：2009年4月，“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2009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城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接受记者采访前反问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2009年6月下旬，济南天桥区文化部门主管领导调戏女教师遭拒，对前来采访此事的记者扬言：“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没时间跟你闲扯：2009年8月下旬，湖北省应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收到一封群众来信，该市创建办随后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
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2009年10月27日，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质问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在大草原上拉屎算不算污染：2009年11月17日，江西省东乡县环保局一艾姓工作人员问记者：“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
网络时代，专横的话语犹如一把干柴，很容易燃烧，酿成危机事件。虽然周久耕、孙东东们为各自的雷人话语付出了代价。蛮横霸道的语言背后，暴露出官员道德文化的危机。比这更可怕的是行业性的标准。
网瘾标准：2009年8月，“每周上网40个小时就是网瘾”受到舆论的质疑。有趣的是，在不到5年时间里，我国出现过至少4个这样的标准，而关于网瘾的界定目前国际上也并没有统一标准。
汉字整形：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草拟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44个汉字字形要微调，招致网民的强烈抗议。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社会文化危机何尝不是一种悲剧？问题在于，鲁迅对悲剧的定义是否夸张和过时？2009年，数起血淋淋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验证了鲁迅这个定义的精辟。
2009年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民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血的惨案，将社会文化危机推向了巅峰。可怕的是，唐福珍并不“孤独”。6月22日，农民工张海超投诉无门，为证明自己患了职业性尘肺病，悲怆地在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7月24日，因股权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通钢老总陈国军被工人打死……
唐福珍以生命换取了拆迁条例的修订；张海超以开胸触动了卫生部门的某些良知；陈国军的死震惊了抛开工人擅自买卖、组合企业的活动。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非要到悲剧酿成，才能震动某些人的神经？危机如果一定要靠流血为导火索，危机还叫危机吗？
寻求突围
由乱到治，是历史车轮前行的客观规律。社会文化从低俗演义到危机浅露，迫使时代做出明智的抉择。在这个语境下，寻求突围，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而突围本身，体现在多个领域实施的一系列的“手术”。
12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给山寨春晚颁发了《北京市演出许可通知》，美中不足的是已经被叫响的“山寨春晚”需要换成“民间春晚”。湖南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文化春晚和网络看好的“山寨（民间）春晚”，越来越多的挑战直指央视春晚。12月21日，媒体披露央视春晚导演考虑允许假唱，招致舆论的反对。
文化改革，央视无法回避。应该承认，在这方面，央视已经走在了前面。早在2009年8月3日，随着央视新闻频道的晚间节目悄然“变脸”，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基本已完成大换血。这是一次“从头到脚”的改革，早间的《朝闻天下》、午间的《新闻30分》，再到现在的《共同关注》和《东方时空》，央视新闻频道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停滚动更新资讯的纯粹新闻台。最为人关注的是，《新闻联播》头条有了重大突破，几乎每周的头条都能看到一两次基层群众的身影。
看似主动的改革，实则是不得不顺应民意的无奈之举。诚如学者展江教授所言，“央视为什么要改版？因为挨骂太多。包括高层领导的不满意，观众的抨击和同行的奚落，它不得不改。”《新闻联播》中有一两天领导新闻不见了；《朝闻天下》引入了评论员；《新闻30分》在事件选择上突出故事性和新闻性。不过，展江认为，轻松和包装不是央视新闻频道的出路，不管主持人是否漂亮、字是不是比以前大了，新闻频道都必须按照新闻规律来办事，因为新闻频道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
报纸和出版社的改革，同样开始动了真格。一方面，新闻出版总署要求高校出版社必须在2009年底全部转制为企业，同时，报刊转制的工作已经拉开序幕。11月12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揭牌，中国文化报社变身企业，成为我国首家整体转企改制的中央部委主管报社，为中央级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开了先河。“当需要面向市场时，就要求你把新闻写得好看，赢得更多读者。”中国文化报社执行总编辑杨胜生直言不讳地说，“想真正面向市场，办出一张比较好看的报纸，机关报、行业报必须要改变目前的尴尬状况”。
电影市场萎靡，有人抱怨是电视抢走了饭碗。中国不乏大牌电影导演，但真正能讲好一个故事的导演似乎还没有见到。倒是一些名气不大的导演，不经意间绽放出奇葩。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姜伟执导的《潜伏》独占鳌头，赢得观众的喝彩。《潜伏》绝非十全十美，它本身有一些硬伤，但这丝毫不影响舆论对该剧的好评如潮。《潜伏》的成功，与中国导演学会了讲故事，并且是讲述相当精彩的故事无法分开。《潜伏》过后，荧屏上出现了谍战片浪潮，这固然与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特殊氛围有关，但谁能抹杀姜伟导演的历史贡献呢？
在文化领域展开突围的同时，政治文化领域的突围更为声势浩大。2009年国庆前夕，全国为保证阅兵安全开展了一次打黑活动。打黑声势最为浩大的当属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了。从夏天开始，出动3万名警员，7000人在参与打黑；为打黑，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几十名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因为涉黑纷纷落马。到了年尾，细心的人忽然发现，重庆打黑分明是在反腐败，并且是更为彻底的反腐败。毋庸讳言，重庆“打黑”遭遇一些诟病，但在打黑的同时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反腐败，净化了重庆的天空，受益的是重庆民众，这样的“大手术”，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新曙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不管是狭义文化领域内的反对低俗化倾向，还是社会文化领域的摆脱危机，离开全民的参与，将无从谈起。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举行。齐鲁文化的魅力，在本届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至于不少人称赞这个开幕式堪比张艺谋执导的奥运会开幕式。全运会并非属于单纯的体育运动会，从某种意义上她也说一场大型的文化创造活动。为迎接全运会，济南市修建了文化墙，文化墙上既有形式多样的漫画作品，还将儒家文化的警句、格言搬到了墙上。
此外，在全运会期间，济南市完成“大明湖风景区扩园改造工程”并向市民开放，使这座自清末《老残游记》刊行就闻名遐迩的名湖、名园从以往的“园中湖”变身为“城中湖”，部分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市民休闲的场所。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国家兴盛的重要保证。文化的突围，最终需要落脚到全民学习这个主题上。报纸、广播和电视，包括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兴媒体的问世，都在和图书媒体抢读者。如何引导国民重新坐到书桌前，静下心来读一些书籍，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兴衰。一些大型的图书博览会，企图担负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2009年4月25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图书博览会，即是其中一个例子。本届博览会看上去颇为热闹；“承齐鲁文脉 汇华夏书香”的后号，中国出版发展论坛、新中国60年优秀图书展、电视文艺晚会、读者大会、新书推介及签名售书活动，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似乎都看到了，至于人均图书购买量和阅读量，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即或有，也只是一串抽象的数字而已，国家的文化实力，中国当代文化的含金量，以及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还有待历史来回答。
责任编辑: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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